PLATFORM: 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

Jun 6

Jun 6 读《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辟谬》之答辩

嘉藻新著《中国建筑史》印行后，闻天津《大公报》，登有梁思成之驳议。求之两星期，今始得之。题曰“辟谬”，细读一过，噫！何其语气之过当耶？[1]

夫学问之事，宜有一定范围，任取一事一物，任由何方面研究之，皆学也。中国地大物博，历史久远，就建筑一事而言，其可研究之方面多矣。其研究之法，有须借助于外人者，则求学于国外，是也；有不须借助于外人者，则就国内之书籍与所有之事物，而自治其学，是也。此就事而言也。若就人而言，则有其力能求学国外者，则求学国外，返国工作，如先生之所为，是也；有不能求学于国外者，则就其性之所近，及其力所能致之参考资料，自尽其力，亦未尝不可也，如藻今日之所为，是也。言其究竟，不过各尽其国民之责任而已。取经虽不同，而其为治学则一也。成绩虽不同，而其为国民心力之所构成则一也。

嘉藻自成童之年，即知研究建筑，每有感触，辄自为之计画，然始以此为职业也。旧式读书人，作八股，应科举，戊戌会试，时值政变，始与同人，研究当时所谓新学者。政变失败后，走还故乡，仍与故乡人士，研究新学，创办学校。其后革命成功，而为滇军所迫，乃去故乡，走都下，以至今日。在此三十年间，建筑之改良计划，仍时时为之不厌，而尚未见有所谓建筑学者。民国二年在津，始于公园图书馆，见东西人士建筑学之书，至此始有意为学。四年至美国巴博观会，因政府馆建筑之争议，颇受刺激，至是始知治此学之已不可缓矣。五年归国，开始收集图书标本，自为研究，其时已四十八岁矣。博微禄以资生，就公余以读书，处此境遇，安能求学国外？又生性酷好艺术，而于语言学则绝对不能，二三十岁时，屡为之而皆失败，故至今不识一外国文字，故虽收集图书，亦只限于国文。然藻之对于建筑，其最感兴味，亦只在形式方面，故收集资料，虽不限于此一方面。而所研究者，则但在此一方面，就此一方面言，则中国旧籍，及现代印刷物中，可资应用者亦不少，此藻之书所以竟撰成也。

图1，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中国馆入口。三藩市公立图书馆三藩市历史中心照片。

先生驳议，谓今日之建筑，须具有合用坚固美观三要素，此其言谁能否认？然此乃西人多年研究之所得也，亦先生多年留学之所得也。藻即不识西文，又未留学外国，何从而知之？即令知之，而对于工程方面，并不感兴味。所谓研究建筑者，始终只在形式（美观）一方面，其所撰述，亦但在形式一方面，今将本书概略，列举如下：

本书分三编，以第二编上下，为中国建筑史正文，两编之中，又以编上为正文，盖本人专研究中国建筑形式，故就形式分类。如编上之平屋等九章，编下城市等五章，则系就实用分类，故非此书正文也。屋盖原在编上之末，庭园原在苑围园林之次，整理时，因其在分类上性质不合（平屋等等，皆一个建筑物，屋盖为一个之一部份；庭园，则因其计划处太多而考证处又太少之故），故分出列为首编。第三编，则所附建筑之杂文也。此等分配之原因，在绪论中已自言之。先生谓不当，可也。谓其不可触，则或者，因绪论中之所言不甚明了之故耶！此两编中，计分平屋等九式之九章，及城市等五类之五章，虽寥寥不及七十页，然每一章之中, 莫不根据旧籍，审查标本图，有所考证，有所论断，此实可称臣力已竭者也。虽其所据之标本图，有不足据之处，然以藻之环境，与其力量之所能致，其所有者，仅能如是，且本人又焉知其不足据耶？知其不足据，则早已不用，此类亦多矣。欧人治此学之程序，藻虽不能彻底了解，但据早年东友之所言，大约须将本国建筑遗物，用欧人之学说，与其方法，全行调查，绘成详图。一方面，整理旧日文献，然后合两者，而求其历史上之真象。日本此事，在其维新三十年内外，已经完成，然日本之致力于此者在何时？致力于此事者若干人？而其国土及其历史又不过如此，然亦须三四十年而始告成功。若我国者，幅员大于日本，历史长过日本，时至今日，国内如先生之工作者，能有几人？而先生每年之中所成就者，能得若干？由此推之，则中国何时，始能有据精确报告而研究之之时，此在先生不知如何？若如藻者，即再活十几年，八十老翁，亦将不及见矣。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藻之平生，又颇以研究中国建筑学，引为责任，在此时期，能坐待调查报告之完成耶（况且那时并未有人做此种工作）？不然，则将弃去不顾耶？抑又思之，中国建筑学，必皆须待西法调查成功，始能研究耶？或者尚有不须借助西学，但用本国书籍与图画，亦可以研究之之处，如其有也，我又何必定待河清难俟之完成，我何不但就我心之所能到，与力之所能及，取其可以研究之处而研究之。我心之所能到者为形式，我力之所能及者，为所有之书籍与图画，我亦即有之矣，安敢不自引为责任？此藻之所以不识一个西文，不藉一分补助，而孜孜以从事于此之故也。至其成绩，则藻读书五十年，亦自有所见矣。世之人，有能坚忍耐苦以成一学者，无论如何，亦必有其不可尽废之处。昔人言：一举手之劳，亦能令空气动荡。而况以半生之精力，指定一目的以进行，其将终无一可荻耶？故凡一种创作，其中有错误处，亦必有精当处；有可笑处，亦必有可取处。此正如一个出来的做事的人，有赞成之者，亦必有反对之者，固不能认为悲观也。

此种常识，亦普通人所能解者，不识学人何以反会茫然。譬如农业，自当用西法改良，但当改良设备尚未完成之前，就不当用中国老法耕种耶？用老法耕种，便是大损中国人脸面耶？至于用老法之成绩，不及用西法者之有利，自然难免，然亦不是该骂的。

吾书的两册，除先生所见许两章，及所批评者若干条外，岂遂无可观者乎？古人曰：“大雅所嗤，末学所资”，此正言人之立言，虽浅近，亦应有其相当之用处，以中国文明发生之早，历史如是之长，而建筑界中，形式繁多，名称歧异，从古无人焉为之厘定者。早年向东友问日本建筑，则写几种书名见示。数年前，严慈约先生向言，有欧人问中国园林建筑法，因问是有何书，可以答问？藻瞠然无以应也。又侄伯恒先生向问，有西人问：中国亭之一物，究有若干式样？各式始于何时？藻亦无以应也。夫以中国今日，亦有号称治学者矣！北京号文化区域，而此种浅近之图籍，欲求可以答外人之问者，竟无一种，岂非中国学界之缺点？平心论之，此种书，不应由中国人自著耶？岂亦须仰给外人耶？以中国人之心思才力，新旧学人如此之众，岂并此种应用之书，亦不配作耶？国内之专门建筑学者几人？先生又名家之子，学成归国，亦已有年，亦未闻有何种解决法。古人云：“紫衣和尚不言，故野和尚言之”，藻一待死之老人尔，平生研究学术，本无争名于市之心，晚年整理旧稿，亦不过爱惜羽毛之意，自经两君下问，而始有发表之计画。其书虽不足重，亦曾自两千年以来纷乱之中，提出头绪，按部整理，使之秩然有序，为此学创立一骨干，即至不济，亦未尝不可作检查工作，并藉以答西人之问，使外来之人，对于斯事，有分别之认识，是亦中国人应有之努力也。寄书学社，乃赠答之行为（屡蒙赠书，理应作答，极寻常事），并非向先生挑战，不识先生果何以故，色然而怒，尽其丑诋之能事，一至于此，何耶？观西人叶慈博士之论中国建筑，一塔也。而时碑时匣，时楼时观，其支离之程度，较中国人之不了解尤甚。虽然，是定西人之咎耶？西人之研究中国事物，亦只能用其固有之眼光方法，至于此特殊之纷乱，完全应由中国人自己整理。藻之为此，亦正欲自尽其责任，而先生乃虑及损及先生之脸面，窃恐自西人眼光观之，正未必如此也。夫先生之成绩，在今日中国，固可谓难能可贵矣。然自日本维新后所完成者观之，亦不过专门学生毕业后应有之工作，在西人眼中观之，亦恰是学界普通之工作，且所用者，明明是西人之学术与方法，又安望西人认此为中国治学人之脸面，然则除去西洋学术之外，先生之所挟持以代表中国学人者，为何… …［原手稿缺笫六页，原稿纸页630字格］种学术，若其未也。则先生之所谓治学之人，果何人耶？所谓脸面，果何物耶？

吾家亦有子弟，毕业专门，以其所学，在国内工作，从不致自称曰中国治学人。盖所谓中国治学人，必其所治为中国固有之学，或由西学而得新发明，以贡献于世界，斯可谓中国治学人矣。其脸面，亦中国学人之脸面矣。如先生所为者，不过建筑学材料之搜求耳。以此自负曰中国治学人，谬哉！

且先生篇首，表明今日中国学人之态度，其中尤有可议者，其言曰： “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者，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驳他，或是自己卷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乍乍看去，似乎梁先生的责任心，可谓十足。然再看去，竟可以说不是中国人说的话。不然，何以一点不负责任。夫所谓外国人讲不到家者，其咎果在外国人耶？或者是因本国人整理之工作，未曾做到，致使外国人到中国来，找不着相当合用之书耶？由后言之，则其咎不在外国人也，果能辩驳他或纠正他了，则何不在人家未曾错误之前，自己整理自己的文化，让自己人明白。一方，也可使外人得到应用的书（如果叶慈博士曾经见过我的《中国建筑史》，我可以保他不会把塔同楼观，弄得一塌糊涂，甚至牵扯到埃及金字塔去）。尤其可怪的，是“卷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这真可算是比“东车栈鲸鱼”还要大的笑语了。请问先生：“ 中国人的事，应该中国人做吗，或是应该外国人做吗？” 若是应该中国人做的话，则先生要是能做，为何不自动的去做？必等他外国人未能做到，才“卷起袖子来做”，若先生尚未能做，则外国人未能做到之时，莫说先生卷起袖子，就是脱下衣服，又何能勉强得来呢？由前之言，是之谓惰，由后之言，是之谓妄。总而言之，是崇拜外人太过。由崇拜心理，变为依赖心理，遂不觉将中国人的责任，都卸在外国人身上了，自己反转过来站在监督地位。嘻！怪哉！青年的中国治学人的态度。

虽然，此种心理，并不自梁先生始，盖其来已久矣。民国元年，我在东城苏州胡同一个日本铺子，买建筑杂志，见一个学生，向日本人买中国地图，嫌他太略，呶呶的责备他，“为什么没有再详细的？” 那日人只笑着谢罪，说 “对不住！对不住！将来一定还有更详细的。中国人听者 “这是甚么话？中国人用的中国地图，是该督责着日本人预备的？” 与梁先生心理，真可说是后先辉映。

伊东耶！关野耶！鲍希曼耶！是何人哉？与我有甚么关系？我以中国人做中国建筑史，爱怎么就怎么做了，岂必须向日本人、西洋人面前请示，求他指派，得他许可，方敢做耶？做成之后，在国内发行，他爱看，请他看。他爱批评，请他批评。他不爱看，不过不理罢了。他焉能说：“你们中国人，做你们建筑史，不合我的口味，我是不答应的么？” 照先生意思，就是在说：“现在日本人西洋人都有的在研究中国建筑了，你们切不可乱研究乱著书，谨防让人家见着笑话啊！人家是如何的伟大” 。然依我的见闻说：“东西学人的心眼，象先生这样偏私隘陋的，从来没见过＂。单看东西人，对于中国旧籍，是如何的搜求，就可想见。如说我的书不够格么？请试找找几种关于艺术方面的旧书，看看他的内容，看看他的名称，再来批评好了。著书本是个人心思材力的表现，岂能尽合他人的意思？岂特外人，就是本国政府，亦不能定出格式，缚束国人思想，干涉国人言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先生何人，乃有如是威权？任何人的批评，我都应当接受，但先生是如何态度，何况又加以编造事实。（例一）改窜文字，（例二）肆意污蔑，公然侮辱。先生知道批评是甚么，若未知道，不防在原版（即登《辟谬》的一版）的反面看看，此处亦有批评，看人家是如何的身份，如何的语气。尤其可笑的，是随便就请出外国人来，这又何必，难道梁先生所说的话都不算话吗？

例一：关野贞等的书，我并未看过，也未引用过，先生却说看不清楚，浮躁。

例二：我说老人妇孺、青年男女。先生却改成老太太、青年人，以为可笑，其实照先生所改，也不见得可笑。此处是说庭，老太太、年青人，就是庭的主人，有何可笑。若说可笑，则孟子的墙下树桑、五母鸡、二母彘，那不更成了笑话吗？这样躁动，是不对的，谨向阅报诸君谢过，如今静默五分钟，平平气，还是来说正经话，正当的商榷（虽然前后不是商榷的态度），我自应当答复，驳文中第五段，那么我们至少要读到他云云。所说的那种史体，似乎西人的史体，如教科书所用的那些某某之时代等，然此不过书体之商榷耳！中国人向来就不用此体，我自然未尝不可用西人史体，然亦不得说非用不可。况且原是创作，我原可以自创一体。我就形式研究，虽然每式各自成章，但每章之中，又何尝不是依时代说来，难道就不是史吗？凡人读书，不可挟有成见。先生心目中，只知道有西洋人，自然只知道有西洋史体。清季学人，曾有说中国历代之史书皆不能称史者，甚至《资治通鉴》，亦只能叫做史料。若果如是，则我之不配称史，又何必辩。

西人那种史体，吾人呼之曰幌子式的史体，就象商家挂的幌子一样，叫人家一见了然。中国史书，何尝不注重时代上的特殊性，不过不把幌子挂出来罢了。幌子史体，便于教科书。中书则并不提出，让读者自去探讨，此是史学，今姑不论。要照梁先生所说，那又何难？即如首章平屋，我何难挂出几个幌子来。上古之时代，商代之回嚮式，周代的推进式，周季的两重式，再在史书上，抄些废话下来，那就是背景了，再把宗教科学都写上去，那叫做著书，简直抄书罢了。莫说两编，就是二十编也说不完，那方是“指鹿为马”呢！

一部份者，建筑物之一部份也。一种建筑物有史，建筑物之一部份亦有史。屋盖为建筑物之一部份，故屋盖有屋盖之史，自然值得研究。建筑的本身是甚么？答曰：二编上平屋等九章，是建筑的本身，二编下即不是本身，是各种建筑物集合成的。

屋面曲线，由于病象，此藻之创解，安能引论？若能引证，又不是创解了。先生若有反证，尽可提出，若是没有，只是不信罢了，我亦何能勉强。若问我何所见而云然，则上面所说的草屋平屋，就是我的所见。但是虽无引证，却有例证，因病象而成美，其例亦甚多矣。西子捧心而东施效鬟，后世的啼妆堕马妆，及女子的病态之美，如此岂非证据，好恶本是情感上的事。西人对于中国事物，说好说坏，不一定是研究的结果，一半也是一时高兴，而一般惟西人马首是瞻者，见西人说好，便生方设法，替他证明“实在是好”，见西人说不好，也就生方设法，替他下注脚 “实在不好” 。此种现象，亦是社会心理中一种病态。中国人是中国主人，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文化，对于本国文化，是可自由研究，自由批评的，难道先要看看外人脸色么？中国人总是偏于消极的，嗜好也是如此。如病态之美缠脚等等皆是。屋面曲线，在北方的，因为运用得法，还有他的美处。若在南方，则因曲得太过，且有些曲得不一致。我是生长南方的人，所以见到的曲线，觉得有好的，有不好的，就是北方工师，也常说南方曲度太大，看去觉得薄削，所以就我所见，屋面曲线，及女子病态之美，及缠脚，都是一种病象。既是病象，如何会发生出来，因推求他来源，方发见他是由于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来的，缠脚将要打倒了，女子病美，也大家觉得了，只有屋面曲线是病态，那或者可以说是我的新发现，我并不想打倒他，不过说他是病象，并指出他的来源罢了。“自然结果“四字，一点也不哲学。屋面既用曲线，则檐角不能不随着曲上去，不过在边角则曰翘耳。此寻常匠人所知者，先生岂真不解耶？如果屋面都是曲线，临到檐边檐角，又忽改用直线，岂不免不调和耶？

尤有一事须声明者：我的历史观，是根据进化论来的，所以说中国建筑，都是随时代自然发生，由是自简而繁自粗而精的（当然有时例外，若屋盖即不免）。中国自夏桀以前，都是草屋，草屋极易成曲线，我想屋面曲线，那时就有，后来改用瓦屋，就承用以为美。在商代虽无明文，而就周代翘角观之，亦自有痕迹可寻，由此相沿下来，遂有如宋代之可观了。岂特建筑，世上事物，由自然的现象而发生的，其例又甚多矣。同先生说中国的事，又说我神乎其神。如今就说欧人的事吧，牛顿重学，又由萍果坠地现象利用来的；瓦特汽机，是由水壶喷气现象利用来的，这话要出在中国人书上，又不知是如何的神乎其神了。照先生论屋面那几句话，简直是屋面哲学，就好象先有哲学后有屋面一样。由此推之，应当是先有如今的汽机学后有瓦特了。

“读书不慎”四字，恐先生亦正难免，即如此段关野贞等《支那建筑照片》云云，下即断定我是看不清楚，不慎、浮躁，此又是一个笑话。实告先生，我根本就未见过此照片，先生何所见而遂说我看不清楚？先生说我浮躁，由此看来，恐先生眼中，简直有了幻觉了，因为脑中只有关野贞，所以不问何人，他所看的，一定是关野贞的照片。

我的标本图，多自杂志及报端收来。其中时代，亦皆用原来说明书，并未一一详考，以之与须数百人数十年始能完成之材料比较，当然相差甚远。古人曰：“巧迟不如拙速”，我之此书，即为今日中国建筑上急需之一部书，中外人士见之，可以知道中国建筑物，共分若干种。其状如何？其名为何？每种之历史如何？如此已足，并非为考证一塔而设，谁又向此寻考证去？古人曰：“大辂椎轮”，社会是进步的，我的书不好，将来中国建筑好书，自然接踵而起，我不过象发明汽机的人罢了。若据今日之汽机，责备当年瓦特之粗疏, 岂非过论。

此并非我自怒之解，盖以一人之心思材力，所能成就亦必有限也。若说他无用吧，则如前所言。如某某外国人，见过此书，必不会若此错误。他人若研究此学，至少也可助他一些材料。即或不然，有人以为我书不好，再著一部好的，不也是抛砖引玉吗？在中国学界冷落，一年一年的消沉下去之时，正宜使国内之人，无论他是新的旧的、老的少的，都应该一切解放，让他能就他自己的思想能力，尽他自己的责任，此方是中国人应有的态度。至于发表出来的书，社会中人，自应该考核纠正，作善意的批评，也决不能借此来开玩笑。若谓我“指鹿为马”，我绪论上说得甚明（精力衰减，屡作屡辍，恐精力愈退，稿本未定，故取既成两编（历史）加以修正，附以杂文，合为三编。.…求之纸面，合之简编，凭藉终嫌太薄，故以十年辛苦，仅能得种种概念，至于竖古横今，以求一精确之结论，则未能也）。由是言之，我之书，就是中国建筑史中种种概念。至于先生所说如何如何方够得上中国建筑史上的那一部书，即我所谓竖古横今精确之结论，我明说是未能，说得明明白白（伊东亦说此事前途甚为远道）。所以我的书，说是鹿就是鹿，说是马就是马。若说“指鹿为马”，又有甚么凭据？要说指的是屋盖庭园两章，屋盖由周说到现在，庭园中史的痕迹在总论中，且又由历史两编中提出编入杂文中矣，亦何曾指鹿为马？

建筑史，亦不过建筑之史耳。由先生笔下写来，便不知其中有如何神秘，真所谓神乎其神矣。照先生报告看来，梁架斗栱，皆是建筑，岂一亭一阁，及不能称建筑耶？譬如有人讲人体生理学，一根骨头，一条肌肉，皆算是人，而一个生人，反不能称人，有是理乎？若说到史，又岂有一定之体制，前说幌子式的史体，如今又借中村之《中国美术史》来谈谈，此书以时代为经，以各种美术为纬，内容程度，或合先生之所谓史。我之不用此体，因我之立场，与我之希望，与中村不同。中国美术各种之分别，向来都是很明了的，无论如何分配，读者皆易了解。至于建筑，但就形式名称两方面说，已就够混乱的，一式可有数名，一名可包数式，加以时代地方之不同，更令读者茫然。所以我的研究，即注重此两方面，先就一定名称，求出他一定形式，一式各为一章，叙述他的经过，即是各成一史，集合下来，即称曰建筑史，此又有何名实不符之处？中国之史，从来即分为正史与编年史两种。中村之书，属于编年一类，我书属于正史一类，此体创于司马迁之《史记》，分本纪世家传书等类。所以史书中分类，原是中国老例，且司马氏之对于《史记》，与我之对于《建筑》，亦有相同之处，皆是对于面前一大堆的材料，要想法将他整理出来。整理之方法，笫一步即是分类，此体之史，持与编年之史相较，或者反不如他的统一，然却比他系统分明。但就我之书说，各式的建筑，单简明了的陈例在面前，深求者可以知道各式之历史，随便看看，也可以认识各式之真象，不至于见着实物，定不出名字，也不至于见着名字，想象不出形式，此是我书之效用，亦是建筑学中第一次著书人之责任。以上所引，为政治史。今更接近一步说艺术史，我所知者，有米芾《书史》《画史》、陈继儒《书画史》、郭宗昌《金石史》、文彭《印史》、梁同书《笔史》、米芾《砚史》、袁宏道《瓶史》等，此等旧书，不易流传，艺术家偶然发见一个名字，搜求不遗余力，一旦寻得，如获至宝，替他校订，替他流传。先生试取观之，看他体例如何？内容如何？就知我的拙著，不至于值得这样的大惊小怪了，也就知道这个史字，是中国人随便可用的了。

我说康熙有畅春园，先生说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址，康熙并未营清华园。这两句话，说得支离含糊，令人捉摸不定。先生即是未闹清楚，何必就信笔雌黄。就照先生说的：“畅春园乃明清华园故址”，是承认有畅春园了。究竟甚么叫园？甚么叫故址？这两个名词，先生是否弄清，由一个故址，变到一个园，中间不经过一番营的工作，就会平地涌现了吗？我著此书，所凭据的材料，多是民国九十年住在天津公园之时，收集来的，紧邻就是图书馆，得暇就借书来考查。所以此时要我答复，多半是答不出来的。但是畅春园还答得出。我所据，是雍正著的《圆明园记》，上说：“圣祖仁皇帝，就明戚废墅，节缩其址，筑畅春园” 。我是一向浮躁，也不管他父子相承，本园业主说的话，靠得住，靠不住，就不慎的用上了。清华园，现在却无证据，但是明朝故址，到康熙时会变成园，不营一下子成吗？况且我并未说他营，仅是说他有啊！我说圆明园内小有天，先生说小有天在圆明园北路武凌春色。先生此言，是驳我吗？或是证明我的？真令人莫名其妙了。岂圆明园北路，即不是圆明园耶？譬如我说，北京有白塔，先生说错了，白塔在北京西城，岂西城即不是北京耶？此段争来争去，并无异同，全是废话罢了。

“鉏魔触槐” 一事，说赵家庭中有树，有啥希奇？这也是一个笑语。著书求证据，是问他确实不确实？不是问他希奇不希奇？此段是说庭，引此以证明周时庭中亦有树，在考证上说，此是确实的证据，就是珍奇的证据。先生说他不希奇，请试举几条来。若举得出，那“有啥希奇” 四字，也就无误了。然而例可以替我多添些证据，我是欢迎的。不然的话，那四个字，也就下得太浮躁点。尤其可笑的，是不问时代，不问地域，拿今日北京来比，虽然，就算放开时代地域，就说今日北京罢，北京人家庭中无无槐树者（前以人手为比，人无无手者，就是说庭中无无槐树者），这个断定，请先生自己去证实罢了。闻先生居于人家园中，或者就认定北京人都是住在园中了。

人各有能有不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那是读书人光明态度。用不着遮揜的，工程作法之有无，与图之画得好不好，不过金钱问题罢了。买一部工程作法，需三十元钱，雇一个画图助手，花四十元钱，又有啥希奇？挑剔至此，真太无聊，先生休矣。

[1] 原文见李芳、厐思纯《一份湮没了八十余年的争辩文献》，贵州文史丛刊，2018年第贰期，109 - 119页。此为节选之乐文。感谢《贵州文史丛刊》杂志编辑部及乐嘉藻先生家人允许转载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