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专家决策与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
Click here to read this article in English.
1996年，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他带领的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学生团队发表了《大跃进》一书，记录并诠释了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惊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在此后的岁月中，针对深圳的设计试验与发展特例的研究著作大量涌现，如《向深圳学习》、《深圳试验》以及《设计改革》等。这些研究关注前所未有的城市扩展速度和规模——首要表现为对效率的追求上，无论是在设计、审批还是建造等方面，这一特点尤为体现在深南大道的建设上（图1）。这也呼应了深圳改革官员袁庚于1981年提出的著名论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图 1. 东西向的深南大道和福田中心区的南北中轴线勾勒出深圳独特的城市景观，2019 年（摄影：孙聪）
鉴于官方努力将珠江三角洲重新定义为粤港澳大湾区，以及这种改革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压力，现在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对发展效率的追求。过去四十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技术专长并强调经济理性，推动深圳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全世界社会改革、技术创新和设计实验的前沿都市。政府对效率的追求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挑战，如教育公平、文化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对于建筑行业而言，这种快速城市化的影响尤其重大——比如，建筑形式上的同质化、追求利润最大化，都市空间隔离化，以及高密度城市环境中公共空间的匮乏。
本文将探讨一种新的“技术官僚主义”（或专家决策方式）如何重塑深圳的学校设计，以检验过去十年中建筑实验的可能性和困境，同时强调建筑精英在促进文化创新和社会公正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面临的挑战。近些年来，公立学校建设成为深圳城市更新中令人兴奋的、新的催化剂，因为当地的专业干部将这些项目转变为一个个引人注目的“城市策展”事件，挑战了既定的公共项目设计和审批模式。[1] 它们的设计和建造主要由具备技术专长的本地干部和专家学者推动，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 20世纪80 年代深圳早期发展的最初目标——尊重技术人才和鼓励设计探索。中小学校设计成为建筑实验的场所可能与其所处的“中间”位置有关。它们既不是像博物馆那样引人注目的城市地标，也不是受利润最大化所驱动的私人开发项目。这种中间性为当地技术官员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来行使他们的主动权。
设计领域的技术官僚主义
技术官僚主义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都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和争议性做法，涉及经济规划、社会改革、环境保护、技术进步和疾病预防控制等广泛领域。本文将设计领域的技术官僚主义定义为一种城市公共项目的设计管理体系，其决策主要基于建筑学专业知识，旨在将建筑的实用要求、文化价值和社会承诺结合起来，以替代基于经济、行政或技术主导型决策思维。许多围绕中国技术官僚主义的讨论集中在高层政治层面上。正如刘永谋所说，技术官僚主义是一种比任何其他等级制度更好、更公平的权力使用方式，也是比脱离技术专长的威权政治更好的应对社会问题的方式。
尽管设计技术官僚主义以精英主义为导向，但我认为，它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有利于鼓励建筑创新，因为它倾向于选择具有创造性的设计方案，确保原创性理念尽可能不受干扰并得以实施。这种以功绩为基础的决策方式挑战了权力和资本对建筑的异化——当代建筑被广泛用作寻求资本积累或树立政治形象的工具，并沉迷于视觉奇观，牺牲了文化敏感性、经济理性、社会福祉和技术可持续性。在常规设计过程中，许多创造性、审慎的想法经常受到内部或外部官僚程序的限制或修改，这一点并不罕见。然而，深圳的新校园项目体现了当地技术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和平庸思维的努力，挑战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当代建筑生产模式，提升了建筑师在设计实践中的话语权。尽管这种设计自主权是脆弱而短暂的，但却培育了抵制建筑商品化的关键力量，从而抗衡了其他形式的技术统治，如由行政、工程或经济因素驱动的决策方式。
传统公立学校的设计、改建或扩建都涉及一个复杂的本地审批流程，包括教育局的项目申请、发改委的项目审批、工务署组织的工程招标和资金拨付。在这种“交钥匙”工程中，包括校长、老师、学生及家长在内的学校使用者很少有机会参与建筑设计。在效率、预算和行政程序的压力下，这些学校的设计满足了当地政府对教育设施的基本空间要求，但是通常缺乏文化创意或独特性。为了改变这种管理模式，深圳市规划局官员周红玫决定引入一种新的方式，包括公开竞赛、联合展览、集体试点以及一定层度的公众参与。
周红玫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曾在深圳市规划局系统工作近三十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管理。她和建筑师同事们的职责是审核提交的设计方案是否符合行政管理的基本要求，如容积率、退线距离等。
随着周在深圳市规划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她获得了更多为项目开发和规划审批制定任务书的机会。2005年左右，周参与起草深圳大芬美术馆的设计纲要，强调它不应该只是一个传统的艺术机构，而应该是一个集艺术品交易市场、展览馆和艺术家工作室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这份任务书为该项目建立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框架，从而启发了当地建筑师都市实践采用“三明治式”的空间结构并把美术馆空间与周边社区相连。后来，周利用建设三个区级文体中心的机会，旨在解决建筑与城市之间普遍存在的脱节问题，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设计任务书，鼓励建筑师重视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对这些设计指导方针的回应，都市实践为粤海文体中心设计了垂直堆叠的多功能运动空间，在视觉上强调项目的动态形式以及和周边社区的互动（图2和3）。
图 2. 都市实践，粤海文体中心，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3. 都市实践，粤海文体中心立面细节，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真正将周的行政管理愿景与建筑文化、社会公益事业相结合的是深圳的“”走向新校园”建设项目。[2] 这些项目经历了几个阶段，从红岭实验小学开始，到三所学校的“校舍腾挪”，再到福田区的“8+1”学校项目联展和龙岗区的 “书院营造”六联展，再到南山区的“百校换新” 计划。[3] 周协调了中国建筑界的精英人士为学校建设献计献策，这些实验项目强调了建筑学专业知识在规划、设计、施工和媒体宣传中的重要性。
组织方法
周红玫组织的新校园项目旨在将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注入教育设施建设全过程之中。她组织研讨会制定具体案例的任务书，强调公共空间的重要性——设计方案需要突出单体建筑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推动建筑师将他们的工作置于现有的城市文脉之中。[4]
为了强化专业知识的价值，周邀请了知名建筑专业人士组成一个学术委员会，负责公共设计咨询和方案选择。[5] 例如，在福田新校园项目中，学术委员会包括建筑学者顾大庆、黄居正、建筑师朱竞翔、孟岩、曾群、王维仁和规划师朱荣远。学术委员会的组建挑战了建筑招标过程中的“评定分离”原则。在传统模式下，由资深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推荐三项优秀设计方案，而由公务署工作人员和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根据评审团的报告选出最终获胜者。尽管这种制度确保了决策的公平性，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评审团专家是计算机随机选出的，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对设计进行评审，但是缺乏实地考察或与客户、建筑师深入沟通，这可能会导致一些误解。相比之下，学术委员会模式赋予专家更大的决策权。正如顾大庆所说，专家承担最终的“学术责任”，并参与整个设计和施工过程，针对项目的挑战有更深入的介入。[6]
除了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外，学术委员会还负责调解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诉求甚至冲突。周引入了工作坊模式，邀请学术委员会成员、建筑师、官员、业主、承包商和社区代表参与讨论。与会者在工作坊中及时提供反馈和设计改进建议。这一过程改善了沟通，避免了误解，并加快了项目进度。专家委员会的意见既维护了学校的利益，又兼顾了民众的诉求，在意见分歧时，委员会发挥了协调作用，但更倾向于技术理性，维护建筑师的初衷。
盘算
专家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依赖于技术理性，而一些学校设计也体现了技术官僚主义的盘算/计算（calculation）原则。正如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所言，盘算/计算在现代社会治理的形成中起着核心作用。建筑师针对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空间、功能和资源的精心考量或盘算引发了学校空间组织的彻底重构。以红岭实验小学为例，传统的中小学校园规划遵循功能分区的原则，即教学区、运动区、后勤办公区和绿地在空间上是分开的。然而，红岭实验小学有限的场地与学生数量和空间需求相冲突（容积率为 3.0），显然无法满足传统的功能分区方法。最终，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方案被学术委员会选中。该设计三楼以下部分以巨构形式覆盖了整个场地（图4，5和6 ）。三层以上，西侧为E字形三层教学楼，东侧为200米室外运动场。在这个巨型平台之下，建筑师布置了礼堂、篮球场、游泳池、实验室、教师办公室、图书馆及食堂、景观操场、庭院等功能。如此大胆紧凑的空间配置，与其说是建筑师独创的形式表达，不如说是对项目各类功能需求的策略性盘算和创造性回应。
图 4.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红岭实验小学东南角，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5.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红岭实验小学鸟瞰，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6.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红岭实验小学东立面，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精心的功能安排和空间布局为这些学校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性基础。然而，这些挑战传统学校建筑设计规范的盘算也面临着消防部门的审查和家长的担忧。作为一所高密度学校，福田中学的设计展示了如何采用新的方法和表现形式来解决复杂的项目挑战。通过细致的体积、空间和交通流线的计算，reMIX Studio 的建筑师将高层宿舍楼布置在场地南端，教学楼布置在东侧，400 米标准田径场布置在靠近主干道的西侧（图7， 8， 9和10）。田径场高出地面 7.4 米，下方设有游泳池、礼堂和体育设施。这种抬高处理方式虽然会让田径场下方的某些空间缺乏自然采光和通风，但是部分运动和礼堂空间对社区开放，平衡了校园安全、社会承诺和可持续性的要求。
图 7. reMIX 工作室，福田中学鸟瞰，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8. reMIX 工作室，福田中学教学楼，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9. reMIX 工作室，福田中学宿舍楼，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10. reMIX 工作室，福田中学临街入口开放空间，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11. 直向建筑事务所，景田荔园外国语小学鸟瞰，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12. 直向建筑事务所，景田荔园外国语小学内庭院及跑道，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13. 直向建筑事务所，景田荔园外国语小学公共空间，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这种技术理性主义倾向和计算策略也延续到了临时校舍的设计中。由于需要拆除重建旧校舍，又不影响现有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周与同事们提出了一项名为“诺亚方舟计划”的策略——在选择距离原校舍不远的城市绿地上，建造临时教学设施，作为过渡使用。由于这些临时建筑需要快速建造和拆除，因此委托了在轻型钢结构设计和建造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建筑师朱竞翔和谢英俊负责。他们的学校设计强调标准化、模块化、预制化和快速现场组装，体现了对建筑过程的技术控制，以确保安全性、耐用性和可持续性。例如，朱竞翔团队设计的梅丽小学临时建筑采用横截面尺寸为 80x80 毫米的轻型钢管结构，立面柱间距为 2.4 米。这组6200平方米的建筑群经过对材料用量、工期、预算、安全、空间等方面的精打细算，在五个月内完工，结构逻辑清晰，建筑、机电、环境设计一体化。
设计技术官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尽管存在来自广泛利益相关者的冲突、批评和挑战，但学术委员会的建筑权威，以及具体项目设计师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尊重。红岭中学体育艺术中心的外墙设计体现了这种设计话语权的激烈争夺。为了强调建筑作为校园和相邻山丘之间过渡元素的设计概念，源计划建筑师选择了石笼墙作为立面做法——用金属网包裹石头，其灵感来自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加州的 Dominus 酒庄设计（图 14， 15和16）。这个外墙可以达到 15 米的高度，挑战了既定的建筑规范，引发了安全担忧，并遭到了学校、施工队和工务署的拒绝。有一次，石笼墙设计被改为传统的铝板幕墙，损害了建筑师最初的设想。为了尊重建筑师的意图，周红玫组织了与项目相关方的协调会议。[7] 最终，双方共同认可了一项替代方案——使用多孔石灰石作为填充材料，减轻墙体重量，解决安全问题，并保留最初的设计概念。这场设计话语权的争夺涉及参与方各自立场的理性考虑——美观、安全、成本和合规性。最终的决定反映了建筑专家决策方式是如何通过积极协调、谈判和相互妥协来维护的。
图 14.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红岭中学体育艺术中心石笼墙立面，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15.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红岭中学体育艺术中心鸟瞰，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图 16.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红岭中学体育艺术中心屋顶，2024 年（摄影：孙聪、宋宇辉）
结论
深圳的新校园项目由周红玫等地方专业干部推动，受到知名建筑专业人士的大力支持，体现了建筑技术官僚主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引发设计和规划管理方面的新形式和新实践，这与中国许多城市天际线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等备受瞩目的机构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中国继续努力应对住房供应过剩和房地产危机的问题，鼓励灵活的城市规划治理，而非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能有助于推动建筑的潜在社会和文化贡献，并创造和重建健康、可持续城市环境。
引文和参考文献
[1]黄伟文. 一场多面截击与例外坚守. 建筑学报, 2021, (03): 48-51.
[2]周红玫.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从红岭实验小学到“8+1”建筑联展.时代建筑, 2020,(02):54-61.
[3]周红玫,杨利君,高雪香,等.矩阵与联动——百校焕新集群设计的组织创新.建筑学报, 2023,(07):1-6.
[4]周红玫.以创新的公共设计管理，重塑城市空间与社区肌理.时代建筑, 2022,(01): 54-59.
[5]周红玫.从策动到行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机制创新的回溯与反思.建筑学报, 2021,(03):1-9.
[6]顾大庆 ： “福田经验”及其反思, 建筑学报, 2021, (03): 45-48.
[7]周红玫.林中路上——福田新校园行动“8+1建筑联展”三校园建成回溯.建筑学报, 2024, (06):1-7.
